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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专题】利率市场最大的变革即将来临!

发布时间:2019-03-14 06:41:31

引导LPR下行是降息选项。在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性,通胀体现出结构性问题时,内需不足导致的PPI转负是促成降息的重要因素,这也符合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引导利率下行的诉求。此外,相比存贷款基准利率等全面降息,引导LPR下行更为温和。下一次LPR的政策表态很可能是LPR下行的信号。

对债券市场而言,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以及对LPR的关注和讨论,可能将再次引起一轮降息预期。而从货币政策角度而言,继续深化量价配合,央行仍将致力于营造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定向降准和降息的概率都有所增大。再此基础上,我们坚持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3.0%~3.4%的判断;一旦降息等进一步宽松政策落地,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有望突破3.0%下行到2.8%。

正文

2019年以来利率并轨成为货币政策的关注点,利率市场化进程或加快。1月26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孙国峰司长在央行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当前货币政策对货币、债券市场的利率传导较为明显,对贷款利率传导有所阻滞,需要推动“两轨合一轨”;2月21日央行发布的2018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下一阶段“继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2月25日金融统计数据解读吹风会上再次强调了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要关注实际的银行贷款利率变化;据路透社3月12日报道,中国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两轨并一轨工作已实质性启动,金融监管部门正调研关注取消显现存贷款基准利率对银行利率定价的影响。

宽信用焦点之一:利率市场化

以1996年放开同业存款为起点,2015年存款利率上限完全放开为终点,我国的渐进型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长达19年,与其他国家10~20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相比,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经历了更加长期的过程。为什么如此长期的任务会在2018~2019年成为矛盾而需要重点解决呢?其背后核心可能在于利率双轨制已经阻碍了货币政策的顺畅传导。

2018年以来,宏观经济运行的韧性在投融资增速低迷的背景下愈发受到政策和市场关注。消费端增长乏力、对外贸易面临重重阻碍,更为经济前景罩上一层薄雾,而企业信用违约事件屡发加速了市场风险偏好转变,形成宏观、微观双层次的悲观预期。第二季度以来,货币政策率先发挥功能,通过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MLF)投放等方式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大幅走低;与此同时,监管政策边际放松、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期望实现稳经济的目标。

流动性宽松并未带来社会融资数据好转,货币市场利率下行未引导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利率传导不畅、信用扩张受阻。宏观层面而言,2018年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下实现了大规模流动性投放,但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仍然处于下行趋势之中。微观视角下,银行间短期利率明显下行,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仍然保持较高水平,企业信用风险事件频发,信用紧缩现状并未出现显著缓解。尽管目前宽信用信号屡屡释放,流动性也处于合理充裕水平,但要想顺利带来表内外信用扩张、解决社会融资增速放缓问题,还需要疏通货币政策和利率传导机制。

政策利率对向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较为通畅,但在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刚性约束下,信贷利率难以迅速跟随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内,银行是信用派生的中枢。在经济增速下行、实体经济报酬率下降的情况下,银行资产配置更加偏好于风险系数较低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主动压低息差、扩大信贷投放的需求,而中小型企业融资成本非但不受资金利率下行引导反而由于银行风险偏好转变、减少信贷投放而趋于上行。因而降准等数量型货币政策甚至公开市场政策利率调整均难以顺畅传导至信贷市场,形成阻碍了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不畅。

自2015年6月后,央行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成为货币市场利率(DR007、Shibor等)的底部约束,也而由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7天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利率形成的利率走廊也逐步完善,央行通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能快速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至相应水平。2018年二季度央行流动性投放力度加大,货币市场利率大幅下行;而贷款基准利率和LPR维持不变,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利率延续上行趋势。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淤塞的原因,一方面是监管政策对“偏门”的把守,另一方面是我国利率双轨制制约了利率传导。要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率市场化和利率并轨是应有之义。

利率市场化目标:“两轨并一轨”

从1996年放开同业拆借开始到2015年存款利率上限完全放开,我国已经完成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利率市场化,但存贷款利率仍存在隐性限制。就存贷款利率,2004年10月人民银行允许贷款利率向下浮动、2013年7月人民银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10月人民银行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至此存贷款利率“名义”上的限制已经消失。但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然是金融机构开展存贷款业务的主要参照利率,存贷款利率仍然存在隐性限制。

2015年后利率市场化改革仍然是货币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首先是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和完善。2016年初,人民银行发布《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思路要探索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理顺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传导的机制,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构建以利率走廊机制为主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

2018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然有加快推进势头:2018年3月25日,央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发言提出,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有序开放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努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的形成,健全市场利率的定价机制,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推动整个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变。此前,易纲行长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1]一文中提出,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2019年“两轨合一轨”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跃”。在2019年1月26日央行媒体见面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司孙国峰司长认为,货币政策传导在银行,利率约束与利率双轨制有关,“两轨合一轨”的关键应该是央行的政策利率发挥更大作用,贷款的参考利率和政策利率协同。而2018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提出下一阶段“继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因而引导LPR下行也可能是降息的一种方式。

海外国家利率市场化过程

美日法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都是漫长曲折的。美国利率市场化从1970年开始讨论利率市场化的可行性,到1986年废除“Q条例”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其间经历了17年;日本从1977年放开国债到1994年利率市场化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也是耗时17年;而法国从逐步放松存款利率管制和适应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趋势逐步放开贷款利率限制,采取了更为稳健的阶段性路径,耗时30年之久。这表明,利率市场化是不能一蹴而就的,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阶段性的改革和发展,在利率市场化中不仅会遇到很多阻力,也可能会导致很多后果,政府和市场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来应对发生的改变。

美国

20世纪60年代美国利率管制使得居民储蓄意愿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大量外流,金融脱媒现象严重。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存在“Q条例”对利率进行管制,该条例规定了商业银行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并禁止商业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经济出现了滞涨,通货膨胀率不断上行使得市场利率高于政府规定的利率上限,加之1970年以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严重削弱了银行吸取存款的能力,银行存款“搬家”。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逐渐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

美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从1970年到1986年,在鼓励金融产品创新的同时,从大额长期到小额短期逐渐放开利率管制。1970年,美联储放开了10万美元以上90天以内的大额存单的利率上限;1973年,扩大存款利率上限的范围,缓解管制的压力;1978年,允许存款机构引入货币市场存款账户;1980年3月,政府颁布了《1980年废止对存款机构管制及货币控制法案》,美联储决定逐步取消“Q条例”的存款利率上限,并逐步放开对金融创新产品NOW账户等的管制;1980年12月,允许所有金融机构办理NOW账户业务;1982年10月,允许存款机构办理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和超级可转让提款通知书账户(SUPER NOW);1983年10月,放开所有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1986年4月,放开所有利率上限,完全废除了“Q条例”,美国市场化利率宣布完成。

日本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利率限制导致银行存款流失,阻碍欧美国家在日发展,内外因素共同促进日本利率市场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通过《临时利率调整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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